第二位備選代母

2019-07-26 15:47

“很多女孩都覺得一開始的婚戀壓力都來自于外界,可在這個社會氛圍之中,這種壓力會一點點地內化,潛移默化的異化你的愛情觀、婚戀觀和擇偶審美,那時候每個人就都被同化成了這種社會傳統的一部分,而不自知地拋棄了這一份自由。”陳爾東說。

第一步是選擇精子。曉曼選擇了在美國加州的一家精子庫,精子庫中的精子分為幾十美金、一百多美金、二百多美金三個等級。每位精子捐獻者的頁面都附有詳盡的個人介紹和家族簡歷,并配有捐獻者兒時的照片。“就像是逛京東和淘寶吧,付費交易買東西而已,我并不會對屏幕上那個男人有比這更多的感覺了。”

再過五個月,曉曼的孩子就要從美國回來了。現在,這個孩子還在amanda的腹中孕育著。在曉曼33歲這一年,她如愿地成為了一名單身母親,而絲毫不曾經歷婚姻困擾和分娩苦痛。

女性卵子冷凍儲存技術最早成型與上世紀80年代,但卵細胞的低溫冷凍會堅硬其外殼,使得凍卵細胞的受精率一直較低;本世紀初通過精子卵母細胞漿內注射的技術完善是的冷凍卵子受精困難的問題得到了極大解決;再之后,“玻璃化”冷凍法的出現,使得卵子細胞內由人體體溫將至零下196攝氏度的時長從兩小時降為不到一秒,使得卵子完好地進入“假死狀態”,這項又將凍卵成功率提升至原先的近十倍。

出境凍卵的安全性和成功率,已經不再成為中國女性客戶的主要憂心要素。

2013年,徐靜蕾在同一座城市進行了卵子冷凍,當時在國內——尤其是高知單身女性群體中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而現在,曉曼要把這條路走得更遠,給冷凍的卵子找一個匹配的精子,并由她人代孕。

第一個備選代母開始就質疑了曉曼為何不選擇自己懷孕。曉曼洋洋灑灑地給這位代母寫了一封長信,講到中國未婚先孕的女性會遭受的歧視和不公,帶到孩子出生,便是木已成舟,周遭的非議和壓力自然就會少了很多;同樣也說到自己希望孩子生下來就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現實考量。但最終并未能打動這位代母。

另一家北京出境生殖輔助中介的創始人覺得,這并不單單是一種“后悔藥”般的簡單。“現代社會,人們在30歲左右的時候才是生理狀態和心理建設都才剛剛準備好面對婚育問題的開始。可這段時間也是多數人事業的第一個上升期,我們的女性多少還信奉著‘一孕傻三年’之類的東西,但的確婚育對女性事業上的影響十分重大。我們希望無論凍卵還是人工授精也好,都是幫助女性延長事業黃金期的辦法。”

幸而曉曼找到了一條光明可行的新途徑。她的這30顆卵子最終有九顆成功地和精子結合成為受精卵胚囊,五個男孩四個女孩,隨即被立刻冷凍在零下196攝氏度的容器之中。在顯微鏡下,這九枚細胞就像是九顆星球,顫動著等待著新生命的萌發。

這一天,大夫為她開具了手術前的藥物,推遲了抽血體檢的時間,告訴曉曼下次來記得吃東西,并安慰她這并不會影響到整個取卵受精的流程。在隨后的十天里,曉曼需要每天自己注射三針促排卵的藥劑,以保證取卵當天的成功。

曉曼是幸運的,一次取出30顆合格的卵子幾乎是一個完美結果。在她離開醫院的時候,一位同去的中國女性,由于身體和年齡的原因,取出的卵子無一合格。曉曼記得,那人幾乎是嚎啕不止地離開了醫院。 由于在中國單身女性可享受的生殖輔助服務幾乎不被政府認可,因此出境的凍卵、試管嬰兒和代孕等選擇幾乎成為了這部分人群成為一名單身母親的唯一希望。

自此,除了傳統倫理上對于女性未婚生育的先天排斥,政策法規層面也將女性生育權與婚姻家庭牢牢地捆綁在了一起。在技術的發展與政策被越拉越大的縫隙之中,也催生了中國國內一些底下卵子交易和代孕的灰色市場。

出乎這些中介意料,在失獨家庭、準備生育二胎家庭、女同性戀群體和青年單身女性這四類主要目標客戶當中,反而是選擇出境凍卵甚至代孕的單身城市青年女性占據了越來越高的比例。

在身負“女性之友”名頭的這些年里,陳爾東見過了身邊太多的“精英”女性在30歲前后的時候達到婚育焦慮的巔峰,她覺得這樣的女性往往希望自己不會將情感標準異化成生活考量,因此“在30歲之前,她們的這種焦慮還多數停留在‘興趣危機’和‘口號危機’的層面;但在30歲之后,就變為了實實在在的‘行動危機感’。”

隨著中國一線城市單身人群比例的急劇升高和二胎政策的開放,自2016年初開始,涉及境外生殖輔助的醫療中介似井噴一樣地出現在各大一線城市,初具規模的已有十余家。其中多數都是從之前的留學中介業務延展而來——他們既具備大量中國適齡青年的客戶資源,同時又兼顧境外高校當中醫療技術資源。

那時候涉足此類服務的國內中介還只是寥寥,曉曼費足了心思找到一家相對有單身女性赴美取卵和代孕成功案例的中介機構。

如約而至,曉曼等來了自己在美國的月經期,這也是孩子誕生之前,曉曼最后一次踏足這家醫院。20多平米的病房四壁被漆成了暖暖的奶白色,映著金色的燈光,病房里沒有一絲中國公立醫院里的消毒液或酒精氣味,曉曼穿著藍白格相間的病服躺在病床上,心中幾乎沒有緊張和擔心。醫生、護士、翻譯和麻醉師圍在她的身邊,幫她調節這病床的角度和室溫。那一刻,曉曼甚至覺得“比度假還舒服”。隨著麻藥順著輸液管流入身體,曉曼漸漸地喪失了意識,一根細長金屬針刺穿了她的陰道壁,30顆蠢蠢欲動的鮮活卵子被剝離出她的身體。

從做出當一個單身母親的決定開始,曉曼就開始在自己的微博上更新自己的進程和感悟。這也招致了看客們五花八門的質疑和攻擊。在每一則微博的留言區里,不少人對于曉曼孩子將來的心理健康感到擔憂;也有人自顧自地揣測這個女人一定是很難相處“才找不到男人”;更有質疑者提出“這是否是自己在為自己制造一個完美寵物?”;還有各類女權主義和同性戀群體來力挺她的選擇。

陳爾東堅信面對單身女性的服務,在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億級用戶市場。按照他的計劃,在2017年,他已有的30名種子用戶將衍生出200名消費這一項目的女性。“長遠看來,如果能在更遠的未來穩定在全國每年一萬位女性客戶,這個市場量就真的非常巨大了。”

其實早在2014年,總部位于洛杉磯的美國卵子冷凍中心(efc)就曾在北京設立了專門針對中國市場的辦事處。但真正將市場激活的,仍舊是國內這些剛剛試水這一類項目的中介機構。

單身城市女青年的時髦生活方式

出境凍卵20萬人民幣左右的費用,對于這些接受過西方教育,且家境殷實,收入優越的年輕女性來說,絲毫不構成生活層面的負擔。技術和資本,帶給了她們前輩不曾想象的身心自由,和對抗自然規律的成就感。

她更加堅信的是,這樣的家庭會給與孩子更多的愛。“那的確不是完美的,哪里有完美的家庭呢?但至少我不會給我的孩子那些丑陋的。”

這也讓她們的現實選擇同樣被那些“本應該可對抗”的情感起伏、社會壓力所裹挾變異,成為了被她們曾嗤之以鼻的異化社會的一部分。“在這種‘行動危機感’下,她們的婚戀選擇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包容’,而又并不自知。”

已經和這家中介簽約的攸宜,剛剛25歲,美國常青藤大學碩士畢業,在上海一家大型公司任市場銷售職務。她計劃在這個春節赴美凍卵,這讓攸宜既躲避了每年一度“被逼婚”和“被相親”的高潮,又給了自己一個心安理得的交待。“就好比暑假的第一天,你就已經拿到了全部暑假作業的答案,剩下的就是,什么時候想抄了,隨便一抄就好了”。

他認為,情感與婚戀的焦慮是一種會伴隨人一生的東西,而無關你在每一刻做出怎樣的選擇。“那是一個普遍性、長期性、結構性”的焦慮。而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女性在這一方面承受的困惑和壓力相較男性更要大得多。

曉曼覺得自己從沒在乎過這些標簽。如今,她只關心她遠在大洋彼岸,身在別人腹中的孩子。她堅信她的孩子會為自己的行為感到自豪——他的母親有錢和能力去做這個事情,而將他帶到這個世界上。

在中國2001年出臺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中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之后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也明確了“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2015年,中國衛生部又再次表示“我國單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凍卵子生育”。對于冷凍卵子的使用,必須要求當事人出具身份證、結婚證和準生證。

曉曼的篩選標準八成來自于顏值。她最終選擇了一個美國白人,生物學碩士,身高一米八九,金發碧眼。照片上的孩子笑得燦爛無比,眉目鼻眼像極了電影《天堂電影院》里童年多多。她把另一個備選者的照片也展示給我,“你看,這個帥是帥,就是顯得很憂郁。咱們都說三歲看老,我覺得一個人的表情就能看出他的內心。”而在我看來,那張男孩的照片,不過是光線黯淡了些許而已。

陳爾東甚至覺得這在未來,將成為一些精英女性的一種生活“標配”。“我有我的伴侶,但這個伴侶可以不是我的老公;我選擇去生孩子,也不一定要用傳統的方式。比如,你從精子庫提取出一顆精子,去跟你的卵子孕育出一個胚胎,當這個孩子出現的時候,你的壓力會小很多,你不必對這個孩子的父親負責,而只需要對孩子負責就好了。”

在美國,有加州在內的四個州明確代孕合法,這也是曉曼選在洛杉磯這家醫院的原因之一。代孕的費用在15萬美元到20萬美元不等。曉曼不接受美國黑人和拉丁裔的女性為自己代孕,她認為“不太靠譜”。這樣,她的選擇范圍就被局限在了少有的白人代母之中。

最終,第三次,曉曼和amanda如愿地簽下了協議。amanda擁有大學學士學位,在usps任文職管理工作,業余時間任瑜伽教練,說起話來話溫婉可人,同樣也是一名單身母親。這幾乎符合了曉曼對于自己兒子代母的全部想象,兩人于是一拍即合。

第二步則是選擇代孕母親,這也是曉曼從美國回來后的更大難題 。代孕母親的選擇既是整個流程中最大的一筆開銷,也是最艱難波折的經歷。

“很多中國女孩兒終其一生,甚至都沒能想清楚其中的紛繁與矛盾。”

由于社會傳統倫理的綁架和法規的限制,其實中國單身女性生殖輔助這樣一個龐大的市場早已在萌發,只是萌芽市場的生長卻在長時間內找不到消費出口。

令這些女性更加不忿的是,在《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范》中,卻并無明文禁止單身男性的精子冷凍保存。

30分鐘后,曉曼醒來,睜開眼看到手術醫師正在對她微笑,她覺得那笑容“比自己的父母還要慈祥”。

陳爾東被身邊的女性朋友冠以“女性之友”的名號已經好多年了。2016年初,他從自己原先的留學中介公司中衍生出了“赴美凍卵”這項新業務。盡管現在,新業務的的規模還徘徊于盈利線以下,在“用留學的錢養著凍卵的生意”,但一年之間收獲的30個種子用戶已經讓陳爾東對這個市場的期望日趨強烈。

而如今,在中國的一線城市中,已經開始萌芽了少數擁有閃亮的海歸背景和體面的經濟基礎的女性開始主動地去割斷傳統思維和外界束縛,實踐了一種新的“婚育”行為。“從0到1的過程是最艱辛的,而當那些姑娘一旦想明白了這件事,后面的過程就成了一種順理成章的生活方式選擇。”

抵達美國的第二天,曉曼一大早就自己駕車從酒店前往距離兩個半小時車程的醫院。按照在中國醫院的體檢經驗,曉曼食水未進。當第一項抽血檢查做到一半的時候,曉曼就因為低血糖昏厥了過去。當她再次醒來,自己已經被轉移到了一間單人病房,身邊陪護著的醫生和翻譯已經為她準備好了能量飲料和食品。

逍遙摘要:當國內政策越限越緊,出境“輔助生殖”市場則變得越來越熱,由技術推動的消費升級大潮,也來源于個體對生命繁殖認知的徹底改變。而在生意參與者看來,這是一個有過億目標用戶的大市場。

和洛杉磯國際機場入關通道隊伍中那些小腹微微隆起的“中國女游客”相比,曉曼顯得格外輕松自然。按照計劃,她只需要在美國逗留兩周。通過一家在北京的境外醫療中介,洛杉磯的一家生殖輔助專科醫院早已經幫她安排好了從體檢、取卵到人工授精全部事宜。而孩子父親的精子也已經抵達醫院,隨時待命——盡管曉曼和他素未謀面,彼此對對方也都毫不知情。

上海一家出境凍卵中介機構的創始人陳爾東甚至覺得,“出境凍卵,漸漸成為了類似于周末去和閨蜜吃brunch、喝下午茶一樣的新生活方式”,陳爾東向鈦媒體記者表示。

而類似于“凍卵”這樣的技術實現,則同時在時間和空間上大大地緩解了女性的焦慮。“我們希望就像一個保險,買完之后你就忘掉她好了。”

就在2017年2月8日,針對近日“代孕將合法化開放”的熱議,國家衛計委發言人毛群安又進一步明確,將嚴厲打擊代孕行為。

億級用戶市場下的自由基因

最后的等待

前文所提的曉曼,則比這些姑娘走得更遠、也更加堅定了一些,她一開始就打定了自己做單身母親的念頭。

和留學中介業務類似,凍卵、人工授精和代孕之類的中介服務同樣屬于輕資產行業。這也是很多像陳爾東一樣的人,無論原先從事的是留學中介還是跨境醫療中介,在2016年紛紛試水這一業務的原因之一。

反觀境外這一市場的狀況,很多國家地區已經走在了幾近成熟化的路上:2013年,日本政府開始允許健康單身女性冷凍卵子,一些城市甚至有地方政府出資鼓勵單身女性凍卵;而2014年,美國的facebook和蘋果公司開始推出針對每一位女性員工價值兩萬美金的冷凍卵子健康福利。

曉曼的選擇

據統計,從2013年開始至今,赴境外輔助生殖技術及中介創業公司,逐漸多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的增速都要快。

2015年初,曉曼忽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那些多年以來閨蜜摯友,都開始按部就班地嫁為人妻、相夫教子。難得出來一敘時,對面的人也是張口閉口不離婆媳關系和攀比曬娃。加之自己也漸漸疲憊于那些“應該”的情感交往和相親安排,曉曼隱約覺得似乎可以將自己很久之前就想要一個混血寶寶的愿望付諸實踐了。

第二位備選代母,在即將簽署代孕合同的前夕,突然決定要去做長途旅行,事情無端告吹。

代母的選擇是雙向的,曉曼中意的代母未必同樣中意于曉曼。中介將代母的資料都翻譯成中文交給曉曼,每人都有二三十頁的資料,曉曼甄選地無比仔細。

當國內政策越限越緊,出境市場則變得越來越熱,由技術推動的消費升級大潮,也來源于個體對生命繁殖認知的徹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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